《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尊管仲，所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故上篇“齐桓公正而不谲”，下篇“陈成子弑简公”，非《齐论》而何？鲁人素薄管仲，所谓“五尺之童，羞称五霸”，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故上文哀公问社，下文子语鲁太师以乐，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为信。[56]
正是由于弟子各有所好，亦各有所讳，所记也就各有侧重，因此而造成同一人物前后褒贬不一的矛盾现象。这一看法，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袁枚在认定六经“亦圣人之文章”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展开了全面的质疑，诚如其自言：“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57]这在儒家学说仍然被尊奉为统治思想，并始终占据学术文化主流地位的古代社会，无疑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即以孔子删经而言，不仅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而且被视之为“经”之所以为“经”的开端。《四库全书总目》就曾以官修的姿态，明确宣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58]而袁枚敢于质疑“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敢于指摘经书问题，敢于怀疑各部儒家经典，大胆表示自己“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59]，这种独立思考的品格，怀疑批判的精神，乃至离经叛道的胆略，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完全可以说，袁枚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为清中期呈现多元发展趋势的学术思想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就此而言，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无论如何，袁枚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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