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如论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如“道千乘之国”、“弟子入则孝”两章，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则论仁而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论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恶”，都先作一虚冒，如廋词隐语，教人猜度。倘子张不问，则不知“五者”为何行，“五美四恶”为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损、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虚冒，开《周礼》九贡、九赋之门。“子见南子”一节，子路何以不悦？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说不明。[52]

子路往见丈人，至则行矣，子路不仕无义一节说话，是向何人饶舌？亦犹赵盾假寐，鉏麑触槐死矣，所叹不忘恭敬等语，是何人听得？师旷瞽矣，何以见王子晋火色不寿？此种疑窦，不一而足。[53]

袁枚认为，《论语》之所以出现这些记载前后不一，说法相互矛盾，以及笔法上下互异的疑义之处，是因为“《论语》一书，亦是孔子亡后弟子之弟子记之，孔子所不知也”[54]，并且“《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55]，甚至其中还多有“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的现象。因此，袁枚专作《论语解四篇》，列举诸多疑义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予以解答。以对管仲的不同评价为例，袁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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