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衰落与野蛮的“中间的世纪”。这种把欧洲历史区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但是在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者那里，这种分期并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科学意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赋予了欧洲中世纪史以科学的解释，确定中世纪史是封建制度的历史。在最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非常重要的概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⒃他们所说的封建制度，正是和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日耳曼人占领下的西欧的具体历史条件密切相联系着的。因此，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就把封建所有制径称为“日耳曼人的所有制”。恩格斯在“法兰克”和“马尔克”中，更详尽地论述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他们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欧封建社会的鲜明的图画，对我们理解其他地区封建社会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既然这些论述是从西欧的具体情况引申出来的，我们就不应该把它们全当作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看待。如果把西欧中世纪的样式作为一个框框，用来衡量其他地区的历史，其结果不是会由于机械比附而歪曲了历史真实，就是会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弄得不知所措。
封建制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也就是说，封建生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是表示过明确意见的。在我们上面引用过的《资本论》第3卷中谈到有关封建的统治与奴役关系的一段话下面，马克思就紧接着写道：“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⒄决定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而不在于对直接生产者统治与奴役的形式。恩格斯在谈到西欧自由农民的封建化过程时说：“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给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代役租、提供劳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⒅这就是说，即便是在西欧，当封建社会开始形成时，也并不像束世澂先生所说的，只有农奴制和劳役经济；直接生产者既有农奴，也有“缴纳代役租、提供劳役的依附农民”。
束世澂先生认为封建社会初期一定是领主制的原因是：“在当时发展的速度非常缓慢，而生产技术又非常原始的情况下，在个体生产与自然经济的统治下，生产关系必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可能不是领主制。”但是，发展速度慢、生产技术原始、自然经济的统治，这些不都是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共有的特点吗?怎能由此而得出形成领主制的结论来呢?束先生又说：“封建制不可能开始于地主经济，因为一般地主他本身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人格的权力’。”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不能认为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人格的权力．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束先生的逻辑，是因为封建领主具有直接支配农民人格的权力，才有可能迫使农民提供劳役地租，因而才形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如果说束先生在谈到地主制时抽掉了超经济强制的内容，那么在谈到领主制时显然又夸大了超经济强制的作用。超经济强制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但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超经济强制。恩格斯说过：“在整个中世纪，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徭农民的先决条件。”⒆
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地租形态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由实现的经济形态．这三种地租形态的更替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它们的纯粹形式只是在理论上才存在，在历史实际中，各种不同的地租形态往往会“结合和混杂在一起”，而表现为“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组合”⒇。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社会初期，劳役地租占着统治地位。而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中，封建社会自始就是以实物地租为主。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想，这和不同国家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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