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定这是封建社会。马克思曾经多次指出，公社成员为了“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或“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是为了颂扬想像的部落体即神”而进行的集体劳动，和以贡赋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劳动，已经包含了徭役劳动的因素[40]。西周直接生产者所提供的徭役劳动，正是属于这种性质。《诗经·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国语·周语》：“及耤……王耕一撥，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这些有关徭役劳动的描写，与其说是反映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毋宁说是反映公社成员和君主的关系。西周封建论者还常喜欢引用“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说明农奴既耕种自己的份地——“私田”，也耕种领主的土地——“公田”。但如果一定要比附西欧领地制的话，领主的土地同样也是“私田”——领主的私田，怎么会称之为“公田”呢?显然，只有当“公田”的所有者虽然已经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在传统的观念上还是被看作公社统一体之代表的时候，这种称谓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束世澂先生认为封建领主制向高峰发展，是在春秋时代；当时的“家”、“室”、“邑”都是世袭的封建领地。至于这“世袭领地”内的直接生产者是否农奴，束先生却没有说明。事实上，“家”或“室”有时是指奴隶主或新兴的封建主的全部财产而言，包括了妻妾货贿和土地臣仆。《左传》和《国语》中有关“分其室”、“纳其室”、“归其室”等争夺财产的记载多得很。《论语·子路第十三》：“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在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室”是财富的同义语。“邑”可以是作为财产解释的“室”的一部分，但有“室”不必皆有“邑”。“邑”内的剥削方式，孔子曾给我们留下了说明。冉求为季氏宰，“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赋粟倍他日”。孔子因而大为生气，说：“非我徒也，小于鸣鼓而攻之可也!”[41]这种“邑”，依然是一种俸禄单位，既适用于卿大夫，也适用于他们的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42]。孔子以原宪为家邑宰，“与之粟九百”[43]。
如果说西周至春秋是封建领主制，而战国秦汉之后则转入封建地主制，有许多问题是很难解释得通的。人们不禁要问：封建领主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很快就让位于地主制呢?为什么在别的国家领主制并没有发展为地主制，而只有中国是如此呢?为什么在西周至春秋期间看不到农民农奴化的过程呢?为什么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出现了大量的个体自耕农民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么解释呢?我们如果不把封建社会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发展阶段，不去和西欧中世纪强作比附，而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去分析封建社会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和西欧中世纪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在这里，支配的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直接生产者主要不是被分与份地的农奴，而是租佃土地的依附农民；剥削形态没有经过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混合形态，政治上表现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畄了封建割据的状态。西周中叶以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开始走了下坡路．但是周王畿和各诸侯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秦的统一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关于这些，是需要另文专门论述的。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4]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科学的概念，使历史研究得以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出重复性和规律性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