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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路的碰撞与历史的沉思——1950～1952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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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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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年，有65．3％的农户雇工，平均每个调查户雇工日数为17．2个，有52．3％的农户出雇，平均每个调查户出雇日数18．7个。①这些农户之间的雇工和出雇大都属于调剂劳力的性质。调剂劳力性质的雇工取代换工，是因为雇工更为灵活、方便。农业生产对换工互助的客观需要减少，这是“随着生产恢复，农民生产条件逐渐具备，生产困难减少”，互助组产生涣散趋势的基本原因。许多过去的长年互助组，在生产发展后，又转为临时拨工，也是这个原因。
老区的农村经济最早得到恢复发展，互助组涣散的现象也因此在老解放区先出现。前述几个报告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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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4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统计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趋势，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商品经济已从恢复阶段，转入迅速发展时期，标志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力水乎提高迟缓，从微观角度考查，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个体农户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生产能力低下，连简单再生产也往往难以维持。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农民私有制，加之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适应生产水平及其低下状况的换工互助集体劳动的减少，说明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经济力量增强，初步具备了生产条件。这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原有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不能满足生产进一步发展需要，这不意味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终结，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为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如何适应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提高一步，走上新的阶段，成了紧迫的问题。对农村形势和互助组涣散原因的认识及对策，必然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两种思路的交锋与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和过渡形式的确定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由此而产生的争论，是围绕着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倾向展开的。1950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毛泽东报告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写道：“随着战争结束，地权确定，劳力、畜力、工具的增加等条件的变化，华北农民对过去变工互助等办法，已感不满。”“组织起来的工作仍应进行。但应根据不同情况增加新的内容：在农业生产恢复较差的地区，组织起来应着重克服劳力、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困难；在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或已超过战前水平的地区，应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改良技术，加强经济领导，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经验证明，农民富裕之后，还是需要互助的，只是对那些无生产内容的、不能与时俱进的甚至限制生产发展的形式主义的互助组才加以拒绝。”报告认为，农民发展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良技术和供销问题。组织起来的工作要能满足生产需要，注意生产与技术结合，生产与供销结合，农业与副业相结合。”①旧有的换工互助办法已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目的，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发展流通领域合作和农副业相结合来提高农业互助合作。华北局的认识和意见成为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思路。
同年8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呈交的《山西省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和11月发表的《山西省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认为互助组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互助运动的指导上，没有即时提出新的内容与进一步提高的方向”；“贯彻等价政策及领导作风问题仍需解决”；农村发生两极分化，小农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发展。对策是：增加生产内容，提高技术；贯彻自愿互利原则，解决互助组内部矛盾；对农民加强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互助组增添新的因素，提取公积金集体购买农具。这与华北局的思路不同。
华北局研究了上述报告，于翌年初派出调查组到长治地区进行调查。适逢地委召开10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此时，长治地委进一步地认为，要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人股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土地分红不能超过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公积金的性质以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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