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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路的碰撞与历史的沉思——1950～1952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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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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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小生产的主要工具”。①“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②合作社在农村有两种形式。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互助组和集体农庄，前者是现在可以普遍实行的，后者现在还不能实行。二是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他认为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各种合作社中，“在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③供销合作社通过推销农民的农副产品，供应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沟通个体农民与市场联系，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农民从关心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合作社事业。同时，“合作社和国营机关就能把大量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大量供应工厂原料和城市的需要，又能为国家推销大量的工业品；就能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机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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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页。
② 见上书，第21页。
③ 见上书，第23页。
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合作社和农民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最后，还能使合作社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原则。”①他设想由供销社兼办信贷(以后又提出另办信用合作社)，不仅通过供销合同组织农业生产，而且组织小型手工业合作社和副业生产，形成以供销为中心的合作经济体系。
可见，刘少奇的思路是：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不要急于消灭农民个体私有制，而是在农民私有制基础上，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信贷合作社、小型工副业合作社，尤其是群众易于接受的供销合作社，以促进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实现机械化后，才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贯串于这条思路的主线，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
现在看来，这种思路虽仍受了列宁合作社计划与斯大林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但基本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张以满足生产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组织形式多样的合作社，反对立即过渡到集体农庄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思想如能付诸实施，并不断总结经验，就有可能在中国避免照搬别国模式，走出一条真正有本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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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7～108页品
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长为集体农庄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的观点，指示陈伯达于1951年9月召开农业互助会议。在会议决议起草和讨论阶段，有人提出问题，没有机械化的集体化有何优越性?陈伯达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分析为例，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相当于工场手工业，农民合作虽同资本家雇工性质不同，但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仍可进行分工分业的集体劳动，发挥协作的优越性。①这为山西省委的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是互助运动在现在过渡时期出现的高级形式，但是比起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即是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还是较低级的形式，因此，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②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中最早正式提出，中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目标模式是苏联集体农庄，土地人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向其过渡的中间形式，要在互助组基础较好的地方立即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过渡。这个文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促成1952年秋冬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运动的高潮。
至此，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到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以后发生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问题不再是目标模式和过渡形式，而是过渡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是否坚持逐步过渡、自愿互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初确定目标模式时，在中国还没有高级社，初级社也刚在试办。因此，这个目标模式并不是中国合作运动实践的选择，而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它是否适合国情，是否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三、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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