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糴的規模看似不小，但比起兩税歲賦的一千數百萬斛，[76]或太倉儲米少說二百萬石以上，[77]和糴就只能看成是一種補充性的財政措施，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不限用途，不分對象，不論地區，政府可視需要而靈活調度之。雖然和糴運用得當，不是不能赡軍國之需，益民生之困，但其最大問題，還在執行上的諸多弊端，[78]如貪吏豪家的反操利權，百姓深受抑配、强取之苦，皆使和糴的預期功能大打折扣。不過無論和糴怎樣被人詬病，唐政府仍堅持行之，其最重要理由可能不在平價與備荒，而在供邊軍糧用及京畿官用。也正因為和糴的這兩項功能，可减輕不少政府的財政壓力，故對百姓的境遇與感受，政府非不知悉，亦不無憐憫之意，但竟也無暇顧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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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唐會要》卷八八《倉及常平倉》憲宗元和元年：“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數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糴糶，務在救乏，賑貸所宜，速須聞奏。”

    [76]  兩税歲賦各資料差距頗大，各學者對京師、供外費用各有解讀，見日野開三郎《楊炎の兩税法における税額の問題》，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卷四《唐代兩税法の研究》，頁123～125；李錦绣《唐代財政史稿》下卷，頁651～652。

    [77]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京師饑，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太倉儲米當在二百萬石以上。《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可見太倉儲粟在正常狀況下不止此數。

    [78]  學者論和糴弊端者多矣，如盧向前《從吐魯番出土的幾件文書看唐前期的一些特點》，頁337；又《唐代中後期的和糴》，頁38～40；魏道明《論唐代和糴》，頁113；吳廷楨、郭厚安編《河西開發史研究》，頁219；盧開萬《唐代和糴制度新探)，頁60；朱睿根《唐代和糴制度探討》，《平準學刊》第一輯(1989)，頁218—220；鈴木正《唐代の和糴に就いて》(下)，頁62～65。

四、糴本的來源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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