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十一年京兆尹裴耀卿建議改革漕運，自明年秋行之，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裴耀卿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84]然開元二十五年九月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和糴法於闆中，史書言“和糴粟三、四百萬石”，自是關中蓄積羡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85]從裴耀卿所奏及改革漕運的時間推测，開元二十五年關輔的和糴本錢，就來自改革漕運省下的脚錢，只是裴耀卿可能未想到用於關輔和糴，而這個功勞遂讓彭果享有。以漕運脚錢和糴，是在和糴常費之外臨時新添的和糴本錢，自開元二十五年因緣際會下行之後，不但使關中豐積，君臣不復就食洛陽，而且也成為日後唐政府籌措糴本時經常考慮的一項財源。和糴初時以供給西北邊軍為主，至此才廣泛推行於關中地區，無論以後京畿一帶的糴本是否仍限於漕運脚錢，唐政府都已體認到和糴改善京師糧用的效果，故彭果獻策對擴大和糴的功能與實施範圍，無疑起著劃時代的意義。
和糴一般用錢或匹段糴買穀物，但在銅錢使用不普遍，或紡織不發達，匹段不足的邊區，以穀物為糴本也非不可能，如天寶十三載交河郡長行坊具一至九月霓料破用賬請處分牒：“贰拾碩肆涅陸勝為正月、二月歷日未到，准小月支，後歷日到，並大月計，兩日料，今載二月十三日牒送倉曹司充和糴訖。”[86]郡長行坊雿料由郡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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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册，頁304。
[83] 《唐會要》卷五九《度支員外郎》：“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彩、税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有不穩便於人，……編成五卷，以為長行旨符。”和糴既供軍國之用，為開元時重大開支，列為長行旨符的重要項目，應是可理解的。
[84] 《舊唐書》卷九八《裴耀卿傳》，頁3080～3081。
[85] 《册府元龜》卷五○二《邦計部·平糴》，頁6012。
[86]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10册，頁151。
給，主管者就是倉曹司，[87]長行坊將大、小月之差多出的斛斗送還倉曹司，並稱充和糴用，似乎長行坊已預見倉曹常用這些斛斗進行和糴。同墓另件文書很巧的是正用斛斗和糴市馬：“依檢天十二載諸館帖馬斛浧二千石，前太守藥用充和糴添將市馬，至天十三載諸館□□□馬斛浧。並是前太守□等處分。”[88]太守為了軍務，統籌調度諸館馬料，添充糴本，用將市馬。這樣看來，前件倉曹所管斛斗，或許也曾徵用為市買官物的糴本。以穀物為糴本殊非和糴之常態，這可能是因為地方政府未獲中央預算補助，只好暫且挪用各單位斛斗以應變，該種情况頗近似於P．3559號節度使挪用燉煌郡和糴匹段市馬，蓋皆權宜之計也。
安史之亂給予唐朝極嚴重的打擊，政治秩序動摇，國家財政幾乎崩潰，當然也衝擊到和糴的運作。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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