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糴是唐代財政政策中的一環，與屯田、漕運等共同發揮互補性的糧食供應效能，[7]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制度，此處擬從和糴與交糴、和糴的功能與運作法、糴本的來源與演變、和糴與商業等幾個問題著手，以補充前賢未盡之意。至於歷來研究者鮮少注意的管理監督問題，本文限於篇幅，將在另文《唐代和糴的管理體系》中再作討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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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錦綉《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752。

[6]  丸橋充拓《唐代關中和糴政策と兩税法》，頁40～44。

[7]  日野開三郎《天寶末以前における唐の軍糧田》，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卷一一《户口問題と糴買法》(東京：三一書局，1998)，頁327；盧向前《唐代中後期的和糴》，《文史》41(1996)，頁35～38。

[8]  本文為第六届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之宣讀論文(2003．11．6)，將收入該會之論文集。

二、敦煌文書中的和糴與交糴

  和糴是一種政府向民間徵集糧食的方式，唐代初見於貞觀四年(630)代州都督張儉以之充邊儲，[9]繼之有數件貞觀十四年、二十三年的太倉和糴粟窖磚，[10]但似乎都用來供邊軍糧食。[11]則天證聖元年(695)三月二十一日敕：“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輒取和糴物。”則邊區、京畿等地的某些州縣可能也在實施和糴制度。[12]然唐前期的和糴主要仍行於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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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6082。

    [10]  陸耀遹《金石續編》卷四，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頁12ab、14b。

    [11]  盧向前認為可能與平高昌、開西域等軍事行動有關，見《唐代前期和糴政策與政局之關係》，收入《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292。

    [12]  《册府元龜》卷五○二《邦計部·平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頁6012。唐前期和糴實施地區，目前可知均不超過邊區與京畿一帶，故證聖敕的對象大抵亦以邊區、京畿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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