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倉和糴大致是随著沿邊軍鎮的增加而大幅成長，[39]《通典》卷六《食貨·賦税下》度支歲計，布絹綿匹段下有和糴專項，另有錢六十餘萬貫添充軍州和糴軍糧。和糴至此已列入國家歲計，成為專款專用的項目，其重要性已不言可喻。如果根據P．3348背天寶四載河西豆盧軍和糴會計牒，大生絹匹估465文，粟斗估32文計，則開元天寶間糴米粟的360萬匹段，[40]約可糴得523萬石粟，60餘萬貫錢約可糴得187萬石粟，合計為710餘萬石，如再加上正租供軍的190萬石，屯收的191萬石，[41]供軍糧食的總需求量每年在1000萬石以上，而和糴約可提供其中的65％，自此和糴供軍成為君臣上下極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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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通鑑》卷一九三，頁6082。

[36]  《新唐書》(新校標點本，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五三《食貸志》，頁1373。

[37]  《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卷二○○，魏宏敏《對議漕運策》，頁2558～2559。

    [38]  《舊唐書》卷九三《婁師德傳》，頁2975。

    [39]  置軍鎮與節度使後，防區軍事新體制完整地建立，而大約在開元二十年以後，軍糧調節多角化，軍糧田較前减縮，租粟也有所不足，和糴正因應此種形勢而增加需求。關於開元二十年後軍糧經營的變化，可參考日野開三郎《租粟と軍糧》、《天寶末以前における唐の軍糧田》，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卷一一《户口問題と糴買法》，頁292～298、317～321。

    [40]  《通典》卷六《食貨·賦税下》：“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勛，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匹段。”

    [41]  《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下》：“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十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匹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又卷二《食貸·屯田》；“天寶八载，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這裏的屯收，绝大多數應隸諸軍鎮。

    安史亂後，國用缺然，供軍之費，有增無已，政府既瞭然和糴之效，故每於年豐時下詔行和糴法，以充兵食。[42]然和糴者，如白居易所言，係“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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