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自陳寅恪先生以“河西地方化”的理論，探討和糴問題以來，學界紛紛針對和糴的淵源、用途、實施地區、[1]强迫性或自願性、[2]與糴本來源等課題，[3]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論辯。和糴一詞最早見於北魏，其制度淵源一般皆遠溯至李悝的平糴法、管仲的輕重理論與耿壽昌的常平倉。然唐代的和糴初不以平價為目的，穀物供给對象也不在百姓，因此以常平斂散法衡諸和糴，似乎未盡妥貼。但另方面，和糴透過兩和交易擁有大量穀物，其功能與運作法，勢必受各式倉儲的影響，並随著客觀環境的需求而調整。故窮究和糴遞變之跡，尋繹其與常平等法的異同，不唯可澄清和糴的面貌，亦可瞭解唐政府重視和糴的原因。

近年出土的敦煌文書中有不少關於和糴的資料，它除了細緻地描繪官府收購糧食的情形，還出現了一種未見於其他史料、名為交糴的概念。和糴、交糴之别，學者的觀察點多集中在估價高低、糴者身份、實施季節、可否預付等方面，[4]至多也只認為涉及到軍司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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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關和糴的淵源、目的、實施時間與地區，宋德熹整理各學者的論點，並表列比較之，見《陳寅恪中古史學探研——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例》，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頁129～146。

    [2]  盧向前、楊際平認為唐前期的和糴主要是人民自願的，盧開萬則認為具强制性。見盧向前《從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幾件文書看唐前期和糴的一些特點》，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07～316；楊際平《從敦煌文書看唐代前期的和糴制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1，頁14～18；盧開萬《唐代和糴制度新探》，《武漢大學學報》1982：6，頁56～59。

    [3]  丸橋充拓《唐代關中和糴政策と兩税法》，《古代文化》51：7(1999)，頁40～42；李錦绣《唐代財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906～908。

    [4]  王永興《伯三三四八背文書研究》，收入《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頁159～164；楊際平《天寶四載河西豆盧軍和糴會計文書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頁28—31；鄭學檬《從敦煌文書看河西地區的商品貨幣經濟》，收入《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327～331。荒川正晴《唐代敦煌に於ける糴買について》，收入《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别册8(1982)，頁193～198。

的問題。[5]但為何豆盧軍會計牒中，僅交糴有利潤賬，而和糴没有，如果只從價差上去解釋，未免把問題太簡單化了，或許這其中隱含著某些亟待發掘的官司秘辛。

    和糴的進行需具備糴本與剩餘穀物兩項要件，研究者對此已有著墨，[6]只是往往忽略了糴本非單一來源，也未必出自同一機構，其撥付常因時因境而異，受政局與財税的影響甚大。再者，和糴其實是一種交易活動，尤其常發生在欠缺糴本或穀物的地方，因此政府如何扮演居中牽引的關鍵角色，使和糴順利發揮物資調節功能，並使穀物的流通與收購，不受不當管制與不利因素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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