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倉、軍倉纳糴穀時，注明身份為百姓者，這些人似是相對於行客，在當地落籍的民户，只是他們的財務狀况，相差似頗懸殊。[20]就郡倉納和糴偶粟的168人而言，無分單次、多次納，總數在50碩[包含]以上者共13人，佔全數的7．74％，其與軍倉交糴百姓皆屬財力相近的階層，可能都是當地的富户。至於絕大多數只能纳數碩或零星幾斗的百姓，或許是經濟能力較差的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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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此二數字係核對明細资料與牒文中和糴的統計數後得出。

    [17]  《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七四《州郡四》，沙州有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兩唐書》(新校標點本，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四○《地理志》，沙州有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四○《隴右道下》，沙州開元户六千四百六十六。此處據《通典》。

    [18]  此處是將重複交納和糴粟、偶者歸併為一人後得出。

    [19]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编本)卷五《人糧馬料篇》：“人日支米二升，……一人一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

    [20]  池田温指為敦煌住民，不乏有力大姓。見《敦煌の流通經濟》，收入《講座敦煌》卷三《敦煌の社會》(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頁325。

    敦煌並非墾田豐足之處，軍糧尤其仰給於屯田多的鄰州，《新唐書》卷一○七《陳子昂傳》：“甘州地廣粟多，……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句不往，士已枵饑，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敦煌正在瓜、肅以西，殆曾懸命於甘州，但敦煌的軍食來源可能還更廣。豆盧軍倉交糴的行客，想來係往來於敦煌與其他邊州，從事穀物販運的行商，[21]他們在十一二月秋收季節之後，還能有每筆一二百碩的大額運量，殊非尋常當地百姓可比。這些行客除了來自東方甘州等地外，敦煌以西各州蓋亦有挹注敦煌軍倉和糴糧穀之行旅。阿斯塔那509號墓開元二十一年(733)北庭作人蔣化明失過所案卷，[22]就是驅驢到七百里外的伊州納和糴的。[23]故只要敦煌的穀物估價高過糧運成本，讓商人覺得有利可圖，自然會吸引鄰州行商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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