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所言之和糴，多由中央政府發動，或由中央撥付糴本至地方運作，其經費來源總不出户部與度支。至於地方自己發動的和糴，可能就要靠諸州府迴殘羡餘錢物了。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宜委諸州府長吏，每年以當管迴殘餘羡錢物，穀賤時收糴。”[118]或許就是行和糴法，貯納境内穀物。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天下州府迴殘羡餘……許充諸色公用……或遇年豐穀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敝者，並任用。”[119]則再次指明地方可以迴殘羡餘，和糴穀物。州府迴殘羡餘的數量應不致太大，和糴又不過是諸多公用中之一種，想來地方和糴的規模不會大，次數也不會多。

    如和糴與常平、義倉比較表所示，和糴的穩定運作大致到文宗開成時期為止，在此之後就很少看到大規模和糴的資料。但事實上自穆宗銷兵，姑息戎臣以來，唐政權已運徙勢去，頻現衰頹之徵，連和糴的施行也漸逸出常軌。寶曆二年五月敕：“如聞度支近年，請諸色支用，常有欠闕。”[120]作為糴本重要支柱的度支，已有財源困窘之患，當然會影響到和糴的推動。太和四年八月内出綾絹三十萬匹，付户部充和糴。[121]也依稀嗅到户部錢物不足，需靠内庫资助的氣息。度支與户部的財務狀况不佳，政府的額外撥付，自是直接用於最急迫的軍國之需，而不是透過和糴方式輾轉籌措穀物，何况民間已然匱乏，就算攤派也未必能濟其事。敬宗、文宗時糴本來源出現危機，無疑是和糴實施的警訊。换言之，随著唐朝財政的逐漸惡化，和糴財源自然也跟著同步變化，本期後段，即穆宗以後，雖然還看到不少次百萬石以上、為數可觀的和糴斛斗，但和糴運作的隱憂已潛伏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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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文苑英華》(臺北：華文書局，1965)，卷四二六，頁2610。

[119]  《唐會要》卷六八《刺史上》，頁1204～1205。

    [120]  《册府元龜》卷四八四《邦計部·經費》，頁5790。

    [121]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頁538。《册府元龜》卷五○二《邦計部·平糴》作七月。

糴本的崩潰期肇始於武、宣時代，不過在黄巢之亂大起，唐政府經濟全面瓦解之前，無論中央或地方，和糴還在低程度地進行著，只是已備感困難。武宗時期未見到和糴資料，僅於即位赦文及會昌二年(842)上尊號赦文中提到：“縱有餘羡，亦許州使，留備水旱。”[122]大抵在重申前一期任地方州府以羡餘充公用，收糴防災。另外，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赦文，還允許湖南江西運米綱官以脚錢糴買穀物，减少輸納敗闕。[123]唐中央將和糴責任推給州府，又不撥付固定財源，只任地方以羡餘、脚錢等臨時費用來充數，這種情形發生得愈多，就愈顯示中央無力照顧地方，無法用户部或度支錢為地方和糴備荒，而中央財務的捉襟見肘，於此略可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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