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糴是以價差吸引商人，商人估算有無赢利或赢利多少後，决定是否與官府交易。以唐代的商業環境而言，交通運輸是相當重要的一項變數，[140]此由唐人和糴與漕運的争議中可以略窺究竟。大抵來說，雖然朝臣們承認漕運是國之大事，為長久之法，未可暴去，但亦不得不正視其弊在多風波覆溺之患，且斗錢運斗米，費損大而勞煩，故杜佑、陸贊、沈亞之、白居易等人多非之，而擬縮小漕運實施範圍，或取濟於和糴糧穀。和糴雖然不免遭官吏侵漁、强取，但其事易集，省漕運之費，又可救弊於一時，亦有其便利處。[141]從唐人對二者的比較中可以看出，漕運最大的困擾在於運輸費太高，而這個缺點和糴並不存在。易言之，和糴不必擔心轉輸，它已盡可能地將問題抛給商人，任其自行解决。商人的處事效率或許較政府高而靈活，但面對湍險之漕運，相信也感到棘手。在唐政府的經驗中，自江淮至關中的長程運輸，政府必需支應龐大的脚錢，甚至僦直每斗還超過米價。[142]政府為了充實關輔倉廪，可以不必顧及江淮豐欠，强制徵收轉輸，以致出現如陸贊所言的“遠彼所乏，益此所餘”的不合理現象。[143]這些情形在一個精於算計，擅於赢利的商人身上，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和糴帶起的貿易圈，大概以鄰近各州為主，太和八年八月曾詔：“同州諸縣至河中晉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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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通鑑》卷二三二，頁7494。

    [140]  唐中央財政與西北邊費的運輸，主要靠漕運路線與洛陝陸運，這條連通東南與西北的交通線，清木場東有極细緻的分析，包括輸送路、輸送制、設施、運輸法、輸送手段、輸送費等項。詳見《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編(福岡：九州大學出版社，1996)。

    [141]  有關漕運與和糴利弊，學者們討論甚多，如盧向前《唐中後期的和糴》，頁36～37；鈴木正《唐代の和糴に就いて》(一)，頁49～54；丸橋充拓《唐代關中和糴政策と兩税法》，頁41。

    [142]  《陸宣公集》卷一八《請减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備軍糧事宜狀》：“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是僦直超過米價。

   [143]  《陸宣公集》，頁93。

京西北，豐熟之處，宜令近京諸道，許商販往來，不得止遏。”[144]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至於較遠區域或長程運輸，除非兩地價差能高過一切成本支出，否則商人是不願輕易嘗試的。

另外，行路所經的安全性與通暢性，也是和糴能否順利執行的關鍵，如永泰元年(765)四月詔：“如聞東都至淮泗，緣汴河州縣，自經寇難，百姓凋殘，地闊人稀，多有盗賊，漕運商旅，不免艱虞。”[145]寇難、盗賊對商旅的危害，豈僅是漕運路線而已，官府嘗於和糴時招商，[146]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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