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宗拜文林郎，子善言為鄉長，孫行通、相卿、珎寶、静寶皆拜公士。周思聞家的地位更高，思聞拜上輕車都尉，父任徐州司馬，祖任上護軍，高祖拜上柱國。思聞子從直官兵部常選，從心拜武騎尉，故其孫為品子，雖尚未得官，在蔭叙之列。[72]杜佑《通典》卷一八《選舉六》曰：

凡士人之家……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减二十人。

唐代的情形大致如此。然而家口多、成員複雜者也不止限於士人，開元寺三門樓題刻的田思禮、劉開榮、靳阿師等皆無官銜，但都是祖孫三代、已婚兄弟同居的共祖家庭。由此可見這種“唐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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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參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二所録各柱銘文，及陸增祥題解。

在唐代是通行於上下各階層的，與“漢型家庭”截然有别。

    法律往往是社會演變的果，而不是因。李唐“别籍異財”的禁律和曹魏“除異子之科”一樣，都是歷經三數百年轉變成為新的家庭結構，法律乃取為標準，賦予規範意義的。《唐律·户婚律》“子孫不得别籍”條曰：

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别籍異財者，徒三年(《唐律疏議》卷一二)。 

原注：“别籍、異財不相須。”只要别立户籍或分割財產，皆構成三年徒刑的罪名。長孫無忌《疏議》曰：“曾、高在亦同。”那麽上代猶在，子孫就不准别異，不限於父母或祖父母而已。《唐律》同條又曰：

諸居父母喪，……兄弟别籍異財者，徒一年。斬衰喪期之內也不准别異的。

“别籍異財”，籍是户籍，財是家財，二者雖經常一體，也可以判然分析。《唐律·户婚律》曰：“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疏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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