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宋書·地理志》全國總平均户口數已經不低，個别州郡户口平均數，七口以上所在多有，青州幾達十口，揚州超過十口，[53]這些都不是周朗所描述的家庭結構能完全解答的，須從别的角度來推敲。

《晉書·食貨志》云：政府定制，按官吏“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其比例是：衣食客，六品以上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禁衛一人；佃客，一、二品無過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佃客以户計，衣食客以人計，兩者性質固不同；但《晉書·食貨志》說“客皆注家籍”，他們或仍過獨立的家庭生活，或在主人家中居住行走，都附屬於主人的户籍，不算國家的编户民。《北堂書鈔》卷三八引《祖逖别傳》曰：

逖為豫州刺史，剋己務農，不蓄財產，家僮子弟，耕而後食。

 

家僮與子弟並稱，因為他們屬於這個家庭的成員。三國以來的百口之家(詳見下章)，有不少是合法或非法蔭庇的家僮人口。《宋書·州郡志》揚州平均户口數特别高，因為揚州是京畿之地，國戚貴人、顯官大吏之所叢聚，蔭口多的緣故。

賦税制度對户口統計也有影響。建安五年(200)曹操徵發户調，爾後製為定式。北方到魏孝武帝太和九年(485)，南方到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始去产貲，計丁而征布。這期間將近三百年，征税單位以户不以口，[54]無形中鼓勵合户。《宋書》與《南史·孝義傳》都記載一則故事，可以說明這種情形。宋元嘉中，蔣崇平搶劫見擒，共犯吳晞張在逃。晞張本村發生水災，妻子五口避居蔣恭家，因為恭婦是晞張妻之親。晞張搶劫，其妻不知情，蔣恭更不知情，但官府按捕晞張家口，循跡到蔣家，乃“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以為事由婦親而起，求免兄協，協卻以身為“户主”，求免弟恭。史書明說吳晞張妻子“移案恭家”，不是兄協之家，蔣氏兄弟在政府的登録雖然同户，事實上是兩家分别生活的。顧亭林《日知録》卷一三“分居”條引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雖别財而不異居，更有理由合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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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參見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臺北：華世出版社)第六、七章；唐長孺《魏晉户調制及其演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西晉户調式的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三聯書店，1959)。

    合户可以逃税，史書稱為“蔭附”或“蔭冒”，嚴重者“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據說這是因秦晉之弊。(《晉書·載記·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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