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八家平均每家7．39口，家口分佈從五至十二不等，而以六口至八口佔绝大多數，計十五家；但碑文記載的人數並不完備，女性可能有所缺漏。十八家除周操之女招贅，其他因為家長年高，女子大多出嫁，故碑文只有一個姊妹和三個女兒，猶可理解。然而若謂十八家有孫子三十四人，竟無一家有孫女者，實非常情，所以家口平均數和家口分佈衆數都應該相對斟量提高。這些家庭或官拜縣令，或任職都尉，無官職者能斥资造塔也多富實，他們代表地方中上階層的人家，故家口平均數比全國總平均大，在州户口高平均者中也偏於上限。

    關於十八家的家庭結構，祖孫三代同居者十二家，四代者四家，父子兩代只有二家而已。兩代同居者是周寧和孫長寧，周寧長男行密，官拜大陸府隊正上騎都尉。娶妻王氏；孫長寧三男皆娶。[61]他們的年紀大概都不輕，而皆無子，如果不是碑文脱漏，就是不育，不可與漢代夫婦與幼子同居的情形等量齊觀。周操可能無子，暫不考慮，其餘十七家第二代兄弟兩人同居者只有四家，另外十三家第二代的男子都只有一人。如果說這是單傳，未免太巧合；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第二代兄弟多分異出去，别立門户。因此，即使三代或四代同堂，基本上家長只與一子同居而已。成年兄弟分居的情形從另一件碑銘可以得到旁證。唐玄宗開元廿四年，這十八家的後裔“因其祖禰所造像塔再鐫藻飾”，而刻“周村冊餘家鐫像記”，銘文收在《金石續编》卷七。麟德元年的家長多老者，七十二年後，約莫三代，十八家分異成四十餘家，正可說明我們的推斷。

    總之，唐代前期懷州周村的家庭結構以主幹家庭為主，年老的家長只與一成年兒子同居，和衆子同居的共祖家庭並不多見，至於“漢型”的核心家庭或生分的風尚，十八家完全绝跡。

  周村十八家建造像塔之稍後，高宗儀鳳四年(679)三月冀州武邑縣來昌鄉龍游里馬君起造石浮圖，[62]其供養人名和身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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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陸耀遹撰、陸增祥校訂《金石續編》卷五，見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之八》(臺北：藝文印書館)。造像塔記孫長寧條“男沙門□張”，“張”字上空一格，依體例補作“妻”。

[62]  儀鳳四年六月改元調露，正史儀鳳無四年，但此石造於改元之前，故仍沿儀鳳年號。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叢書甲編之九》，藝文印書館)卷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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