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人们对火浣布的认识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直接接触的基础上，但过去形成观念的束缚还较多存在着。明末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载：“戊子岁，友人高文伯自金陵来，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抚之，则余粉染指，如弄蝶翅。”[34] 这个描述与周密相契，都显示了亲自接触后火浣布的直观认识。但是，周绍书接着说：“投之炽火中，移刻布与火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故，了无所损。嗅之微有羶气，正类鼠毛织成。”[35]周氏仍从鼠毛的角度来介绍火浣布过火后“微有羶气”的现象。同时期邝露的《赤雅》说南方火浣布有三种，“毕方麻者，一端数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 [36] 在汉族文士对火浣布有了更多了解的时候，南方苗人还认为火浣布原料来自毕方麻、祝融木、火鼠毛，保留了更多神秘文化观念。

但总的来说，对火浣布的接触增多后，了解愈多，认识愈深，愈冲淡了附加给它的神秘文化观念。乾隆道光年间的俞正燮，一方面认为火浣布“为木皮所绩，余脂犹在，亦常物”，另一方面说，“今四川越嶲厅番地五蛮山石缝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纯阴，织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穷人乃用之也。’”[37] 西南地区是火浣布较早的产地之一。俞正燮说火浣布属平常之物，为这里的穷人所用，可见当时西南地区火浣布的产量很大，使用的人也不少。即便如此，俞正燮仍没有完全剔除汉魏时期附加其上的阴阳五行观念的遮蔽，认为火浣布是以树皮或草根为原材料织成的；虽然他说到这种草根出自石缝中，却仍不知道它是矿物而不是草根。

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近现代中国人对火浣布身世的揭示也达到了新的水平，火浣布即石棉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岑仲勉说：“火浣布即asbestos，后世曰不灰木[38]，现代曰石绵，波斯人、阿剌伯人熟知之，中亚产者出自我国旧藩之拔达克山，其物具大麻状之纤维组织，可制为布、纸、巾等。”[39]这种说法融通了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是对火浣布的一个很好的概述。两千多年来对火浣布的理解与认知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照亮下终于完成了。

[①]杨伯峻撰《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0页。《列子》西汉末经由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但基本面目得到保留，魏晋之间可能被张湛家族增饰过。近代以来，马叙伦全面考察此书，认为《列子》系晋人伪撰之书。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针对马氏所持之论做了逐条反驳。季羡林《〈列子〉与佛典》推断此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英国人A. C. Graham 推测，此书亡佚后，有人依傍刘向对原书的记述，撰著了一部新《列子》，今本《列子》是经过作伪者深思熟虑制造出来的赝作。杨伯峻、刘禾、张永言从汉语史角度论述此书为魏晋之作。有人甚至推断出伪造的确切年代。以上正反持论皆以文献证文献，在部分文献时间顺序难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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