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3]，这里的阴阳不再指阴阳二气，而用来指构成事物的两种对立属性，是使万物得以形成的动力根源。“五行说”也渊源上古，它认为火、水、木、金、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尚书·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14] 春秋时期五行相克的说法就出现了，如《左传·召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哀公九年》有“水胜火”，《孙子·虚实篇》有“五行无常胜”。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根据“五行相胜”原理，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上的每一王朝都占据五行中的一“德”，顺次相克，循环往复，不断更替。这样一来，邹衍就把自然界的五行相克的经验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天运王朝的更替方面。随着齐闵王、燕昭王，特别是秦始皇对这一学说的接受，五行思想得以广泛流行。西汉儒生董仲舒对邹衍的五行说做进一步补充，提出“五行相生”说，完善了五行学说的理论体系。“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哲学上揭示了宇宙万物的两条最基本的法则：客观世界是由矛盾对立的双方所构成的；万物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中获得平衡。这可以说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最根本的辩证法。”[15] 战国末期到西汉，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为中国哲学思想带来重大变化，那就是“阴阳五行说”的形成，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因其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它对各种自然和社会事物具有极强的阐释功能。当然，文人方士也利用这种理论阐释包括火浣布在内的各种神秘神物的来龙去脉。东汉魏时期的文人方士依据“阴阳五行说”，认为火浣布是南方炎火之地的产物。《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东汉杨孚《异物志》曰：“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 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曰：“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广四五里。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然（燃），得烈风不猛，暴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作布。用之若污，以火烧之，则清洁也。”[16] 虽然这两个记载有一定差别，也未出现“火浣布”之名，但所谈论的就是后来所谓火浣布，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异物志》和《神异经》的记载具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火浣布产地在南方；二是火浣布的原料生成于火州或火山之中。那么，依据阴阳五行理论，火浣布就是南方炎火之地的产物，是至阳之物。按照五行生克理论，作为至阳之物的火浣布是不怕火烧的，脏污后可以用火烧的方式加以清洁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在炎火中生成的火浣布，其原料可分为两种：植物类和动物类。[17] 就植物类而言，主要认为是树皮织绩而成。《异物志》的描述属于此类。再如《玄中记》云：“南方有炎火山焉，……山从四月而生火，十二月火灭。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云气，而草木生叶枝条。至四月火然，草木落叶，如中国寒时草木落叶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过此山下，取柴以为薪，然之无尽时；取其皮绩之，以为火浣布。”[18] 也有说用树木花朵织火浣布的，而且这种火浣布比用树皮所织更为“细好”。《抱朴子》云：“南海之中，萧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灭。丘方千里，当火起时，此丘上纯生一种木，火起正着此木，木虽为火所着，但小燋黑，人或以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则灌灭之。后复更用，如此无穷。夷人取木华绩以为火浣布；木皮亦剥，以灰煮为布，但不及华细好耳。”[19] 火浣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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