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地或職官皆是政事，專屬男人管轄處理，故男子有氏；女人不參政，只好以姓識别所出的族類。政事随時會變，但族類分野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降已經逐漸確定下來。顧亭林故曰：“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15]其實姓氏產生與分衍的過程極其雷同，二者性質也相通，《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列舉姒姓十二氏、子姓七氏，太史公卻說是“姓”，就是這道理。所以年代一久，有些族群連姓也淡忘了，《禮記·喪服小記》才說：婦人“不知姓則書氏”。三代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只有周人，《禮記·大傳》特别稱為“周道”。那麽夏朝的御龍氏應當可與陶唐氏通婚，雖然周人看來他們同姓，是不准婚姻的。

    總之，姓、氏皆緣政治要求而生，血緣意義反而是後起的。有人解說姓氏，根據純血緣組織到地域組織的公式來討論“古代民族”的形成，[16]實在不得要領。因為三代社會結構的主要成分靠血緣來聯繫，政治體的姓或氏才透露其血緣意義，姓氏才具有雙重意義，成為“以血統集團為中心的政治權力的符號”。[17]

    上文說過，姓的政治功能逐漸被氏取代以後，它的血緣意義方顯現。但夏商以前姓氏區别不嚴格，姓的血緣功能並未發揮出來。西周以後二者截然劃分，作為血緣單位的姓乃受重視。周人重姓，姓不但以别婚姻，也是敬宗收族的手段，《禮記·大傳》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也。標榜同姓，教育疏遠的周人，為維護姬周的統治而努力。[18]在周代，姓毋寧是涵蓋較廣的聯繫；現實政治則以少數公卿大夫專有的氏為主導，名實相符的血緣政治應指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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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見《亭林先生遺書》(光緒十四年校經山房刊)。

[16]  王玉哲《中國古代史上的民族問題》，《南開學報》1980年第2期。

[17]  徐復觀《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形式的形成》，收入《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5)附録。

[18]  參見杜正勝《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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