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初年，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乃謝罷慶。(《史記·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原名石奮，其父趙人，趙亡，從趙都邯郸徙居温縣。劉項之争，漢王過河内，奮年十五，以為小吏，進其姊為美人，徙家長安戚里。武帝時，遷茂陵陵里。從石奮的經歷看來，他既久與邯郸同宗斷絕聯络，又數度遷徙，晚年子孫雖貴，《史記》所謂“舉宗”當不出於他的子孫。

  蕭何的宗屬在劉邦集團中是很特殊的，值得檢討說明，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勞最盛，其中有一點理由是：

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史記·蕭相國世家》)

舉宗數十人到底包含那些成員呢?按蕭相國世家，漢三年，劉項相距於京索之間，鮑生勸何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書·蕭何傳》說“何父母兄弟十餘人”。十餘兄弟及其子孫，自然可以滿數十人之數，所謂“舉宗”者也指蕭何的兄弟子姪和孫輩的成員而已，據《喪服傳》的系統，還未涉及蕭何的堂兄弟。

    秦漢之際的“宗族”範圍如此狹窄，正顯示古代氏族遣習社會解體後[114]以編户齊民為主的基層社會結構血緣的功能甚為淡薄。此時文獻的“宗族”和本文第一章的定義——五服以外的同姓族人——宜有所區别。大約西漢中期以後，血緣在人群結合關係中的作用才逐漸擴張。

    西漢宣帝以降，儒學復興，古代宗族的社會功能也有所恢復。雖然時勢變異，封建貴族不可再來，但以血緣為基礎的人群結合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中逐漸發揮主導的作用，最明顯的是世家大族。西漢中期以後，豪强也投入帝國行政體系中，開始吸收古代經典，文雅化，脱離地方性和草莽性的色彩，於是形成東漢的大族。這過程學者稱之為“士族化”。[115]東漢大族進而為魏晉南北朝的世家，[116]一直延續到唐代中葉，這個階級的勢力與功能才逐漸衰退。

    宗族凝聚在西漢晚年已不罕見，王莽末年起義群雄仰賴於宗族者遠比秦漢之際深厚得多。譬如南陽宛縣李通，娶劉秀大姊，常聽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及劉縯、劉秀起事，李通響應，《後漢書》本傳說：通在故鄉的“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宗族聯繫力强，平常往來頻繁，有事容易互通聲氣，故王莽一并誅減，與劉邦舉兵，苦於“骨肉同姓少”，不是大異其趣嗎?南陽陰識，游學長安，及劉縯兄弟起兵，識“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縯)”(《後漢書·陰識列傳》)。上谷昌平的寇恂“世為著姓”，起事，《後漢書》本傳記載茂陵董崇說恂曰：

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

只憑宗族成員就能組成一支軍隊，宗族人口之衆，勢力之大，是可以想見的。這類例子史册所在多有，不容備舉。

    終東漢之世，大族著姓的力量有增無已，這個階級構成東漢政治的支柱，社會的中堅，如鄧氏是最顯著的例子。《後漢書·鄧禹列傳》說，鄧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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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氏族遗習社會，參見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115]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收入《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116]  參見蒙思明《六朝世族之形成》，《文史雜誌》第1卷第9期。

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之比。

范曄《後漢書》的列傳有許多篇章等於家傳，其故在此。

    摶聚的宗族關係密切，人多勢重，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力量。桓帝時趙岐避京兆尹唐玹之禍，“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中”。時安丘孫嵩密謂岐曰：

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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