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亂，這種血緣聯繫發揮的作用更大，漢末三國時代看得最清楚。他們或聚結自保，或集體流亡，雖然包含鄰里鄉黨和部曲附從，核心成員卻是宗族。《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曰：

林避地上黨，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貲货，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率全壁壘。

類似的情形亦見於《許褚傳》，傳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數千家雖包括少年，但宗族必不在少數，正如《李典傳》所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宗族隱隱然是一股基本力量，所以常林才能靠陳、馮二姓的宗族成員抗賊，堅守壁壘六十餘日。

  西晉八王之亂，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衆人共推袞為領袖，在山中經營防衛固守、經濟自足的共同體。《晉書·孝友傳·庾袞傳》云：

(袞)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陬，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关，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這種共同體即是我們熟知的塢堡，陶淵明嚮往的桃花源，[117]酈道元《水經注》多有記載。它們基本上是宗族凝聚而成的自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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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參見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九思出版社)。

    晉末南渡人士往往舉宗流亡，《晉書·祖逖傳》曰：“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親黨，是親族和鄉黨，與庾袞的“同族及庶姓”相近。流亡隊伍的領袖稱為“行主”，[118]據地自守的首腦稱為“塢主”，二者充分說明三國至兩晉之際，孑餘黎民仰賴於宗族血緣聯繫而得以幸存者，是多麽大啊。

    行主是暫睁陸的宗族領袖，宗族一旦擇地定居，便不須要行主。塢主也是過渡時期的現象，政治社會秩序一恢復，割地自保的塢堡也不能存在。何况山地土壤硗薄，天下有道，誰不返回家園?然而不論到南方定居或留守故土，聚落形態大多同姓宗門群居。《北史·李顯靈傳》曰：李顯甫

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

故《魏書·李沖傳》曰：“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李沖創三長之制，太和十年(486)付諸實行。三長制雖仿古制，五家一鄰，五鄰一里，五里一黨(《魏書·食貨志》)，恐怕只以鄰里黨長之統制取代宗主之督護，對宗族聚集没有影響。《通典》卷三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

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烟火連接，比屋而居。

這是第六世紀中葉高洋代東魏建朝北齊時的情形。其餘如河東薛氏“同姓有三千家”(《宋書·薛安都傳》)，汲郡徐氏“宗族數千家”(《隋書·孝義傳》)等事例，皆宗族群聚之犖犖大端者，較小的社群史傳就省略了。

東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結構雖以血緣聚集為主，但宗族關係南北方是截然有别的。北方異族統治，漢人大姓出仕，與異族合作，同宗家族才是他們真正的政治资本，故其宗族感情濃；西晉政權南移，先後跟随而來的大姓順理成章地君臨南方土著，中央政權反而要倚賴他們來抗抑當地大族，政治社會地位未受到威脅，不必以同宗做後盾，故其宗族感情淡。《顏氏家訓·風操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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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晉書·祖逖傳》曰：“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

   兄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粱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

相隔二三十世還稱從伯，與《儀禮》、《禮記》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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