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选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叁铨量之任，事多称旨。然好言人阴短，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于旧族沦滞，人非可忌者，又申达之。弁又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颇为时人所怨。

在这种情况下铨定士族的工作似乎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最终连专参铨量之任的宋弁自身，门户高低也难以确证。《魏书·宋弁传》：

　　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高祖以郭祚魏晋名门，从容谓弁曰：“卿固当推郭祚之门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尔不推。”侍臣出后，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恶，乃复欲以门户自矜，殊为可怪。”

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雅重门族的孝文帝，还是专参铨量之任的宋弁，似乎都没有提及北魏王朝曾对士族的官爵与品第作出过十分明确和详尽的法律规定，可见这一诏令即使确曾颁布，最终也已成为一纸具文。另据《魏书·李彪传》：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地寒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颜色，时论以此讥祚。

出身寒微的李彪，在孝文一朝虽位历显要，在旧族的心目中仍不入士流，他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为由替子求官当是援引北魏对汉人姓族的有关规定，这与代人于忠之子“援例求进”的性质相同[8]。于忠之子最终得以顺利登朝，而李彪却“备尽辛酸”，含羞蒙辱，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
　　成于北齐的《魏书》中，显系伪托或被魏收怀疑为伪冒的士族，仍占有相当数量，似乎北魏王朝从来就没有象稽核代人姓族那样认真检校过汉人的旧籍。近世出土的大量北朝碑志中，似乎也找不到某一家族在太和年间被法定为甲姓或乙姓的任何记载，这多少反映了铨定四海士族之举的实际执行效果。也许正是出于徒具其文这一原因，如此重要的定汉人姓族诏甚至为《魏书》所忽略不载（当然，也不排除《魏书》散佚缺失这一原因）。

三.“四姓”之称的历史渊源

　　如上所述，柳芳《氏族论》既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又包含诸多疑点，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太和改制前后北方汉人士族门第的变化情况。于是，重新认识北魏四姓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此，有必要对“四姓”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作一番历史的追溯。
　　“四姓”一词，始见于东汉初年。《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九年）是岁，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李贤注引袁宏《汉纪》：

　　永平中，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礼记》曰“庶方小侯”，亦其义也。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二：

　　但言四姓者，特举后族耳。

所谓“四姓小侯”，意指光武帝之妻樊氏、皇后郭圣远、阴丽华，以及汉明帝之后马氏所属的四个外戚家族。这一制度大致形成于汉明帝永平初年[9]，其内容主要包括封爵、礼遇及子弟教育等方面，从表面上看，属优宠外戚之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大。但联系到四后的家族背景以及东汉初年的政治格局，这一制度又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意味[10]。
　　豪强大族是东汉政权建立的基础，南阳、颍川、河北诸豪更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所在。“四姓”诸族多非元从功臣，却在地方拥有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与西汉众多起自布衣的后妃之家迥然有别，从而使他们与帝室的联姻具备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马援以外戚不入云台二十八将而为世人所称羡，而马氏悄然得到“小侯”之封，子弟布列朝廷。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姓之制中世袭封爵，参与朝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姓”家族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别立学官”则使“四姓”子弟获得了与功臣子弟同等的入仕途径，是东汉王朝调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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