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

关于博崔、赵李，还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通鉴》记载中“咸纳其女以充后宫”一语，是进入“四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识，但并不是唯一“标准”。孝文帝纳高门女之事，史籍中还有一例，《魏书·韦阆附韦崇传》：

　　高祖纳其女为充华嫔。

由此可证，女入后宫者，并不一定就得入“四姓”；《魏书·皇后列传序》：

　　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

可见后宫之内也有一定的等级划分，崔挺之女与崔休之女的地位不一定相同。
　　关于博崔、赵李与崔、卢、郑、王“四姓”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后世进入“五姓”婚姻集团的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简言之，就实际范围和时间顺序而言，“太和四姓”的形成过程是由崔、卢、郑、王“四姓”到崔、卢、李、郑、王“五姓”，又加“博崔”、“赵李”，最终形成“五姓七望”。
　　综上所述，北魏太和中，对汉人姓族曾经进行过两次清定：第一次是在太和十六年前后的“定四姓”，其目的主要是确定“四海通望”或“四海大姓”，《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而北魏太和二十年的“分定姓族”，主要是确定代人姓族和汉人中的“诸州姓族”，这是作为“四海通望”的“四姓”家族的地位已经确立，因而在当时的诏令中才会出现“一同四姓”之语。由此看来，《通鉴》四姓说与柳芳《氏族论》并不完全对立，只不过在时间和内容上各有侧重。

五、北魏“四姓”的确定与“五姓”婚姻集团的形成

　　孝文帝分定姓族的目的，在于调整北魏政权结构，巩固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的联合统治。但二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具体到分定姓族的标准问题，就是重当世官爵与重“魏晋旧籍”的矛盾。如何使代人和汉人中两个互不关涉、倾重不同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新的门阀序列呢?仅以官爵为断的标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士族门第中另一个重要筹码婚姻便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
　　世论门第，必称一婚一宦。汉唐之间，北方士族对婚姻的重视似乎更为突出，所谓“山东之人质，故尚姻娅”[18]，“营事婚宦”成为士族为保持和提高门第所必须进行的一项经常性事务。《魏书·平恒传》：

　　恒三子，并不率父业，好酒自弃。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侧岗而哭，不为营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浊碎，不得及其门流。

《魏书·公孙表附公孙睿传》：

　　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姻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二公孙”，即指公孙睿、公孙遽两个从父兄弟，二人一个是“封氏之生，崔氏之婿”，仕途显达，另一个却因母为雁门李氏，“地望悬隔”，成为士庶之别。史称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看来这种情况可以推及到整个北方社会。士族门第的高下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其中官爵是一个较确定的因素，往往需要数代的积累过程；与之相较，婚姻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在某些场合却能起到立杆见影的作用，甚至在一世一门之中造成门第高下的强烈反差。
　　“雅重门族”的孝文帝，受到北方士族这种以婚宦论门第观念的深刻影响。《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诏曰：

　　……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    矣……自兹（太祖）以后，其纲渐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违典滞俗，深用为叹……

北魏前期，王朝的统治核心是所谓“王室十姓”和“勋臣八姓”，当时存在着“十姓不婚”之惯例，王室的主要联姻对象是“勋臣八姓”[19]。随着北朝社会的逐渐发展，部落制遗存日渐消亡，北魏王室的这种婚姻关系既不为汉族士人所认同，自身也处在分化瓦解之中。为了扭转这种“拟匹卑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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