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结构、巩固统治基础的有效手段。明帝以后，“四姓小侯”之称屡见于东汉史传，或称为“四姓末属”，或简称为“四姓”[11]。终东汉一世，“四姓”或“四姓小侯”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称。
魏晋之际，“四姓”的含义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指地方上正在逐渐形成的、获得社会普遍承认的地方大姓。《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薛夏传》：
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所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避，东诣京师。
《晋书·刘颂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
《世说新语·赏誉》：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世说新语·赏誉》：
会稽孔沈、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
《华阳国志·蜀志》：
新都县：又有四姓，马、许、史、郑者也。
德阳县：康、古、袁氏为四姓，大族之甲者也。
江阳县：王、董、张、赵为四姓。
各地多以四为单位划定士望，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汉末清议兴起之后人物品评、比方的习惯有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汉一朝外戚尽为累世公卿的名家望族，“四姓”逐渐演化成为名家望族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四姓”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和概念，前后虽有差别，但一直是指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考察北魏四姓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一历史传统。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以《通鉴》为代表的另一类“四姓说”，便会发现这一“不经之论”在许多方面确有所本：
纳卢、崔、郑、李之女以充后宫，以四家为“四姓”，这一概念无论用东汉以外戚家族为“四姓”，还是魏晋间以地方名家大族为“四姓”，从哪种含义来衡量，都与传统上的习惯称谓相合。以汉人的卢、崔、郑、王为“四姓”，与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门第相当，地位相同。采用这种解释，使《魏书》所载“定代人姓族诏”前后对应分明，语义豁然贯通，不象柳芳说那样牵强。关于以“八族”同“四姓”，在《元和姓纂》卷十《一屋》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解释：
穆……代为部落大人，为北人八族之首。后魏以穆、陆、奚、于比汉金、张、许、史。
以代人“八族”方汉朝“四姓”，解释固然欠妥，但如果理解为以代人“八族”方当朝汉人“四姓”，则于史有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汉安县：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赵、李辈。
江阳县：四姓，王、孙、程、郭；八族：又有赵、魏、先、周也。
《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趋行》：
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
李善注引张勃《吴录》：
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12]
以“四姓”与“八族”对举，是汉魏以来人物比方的习惯，这种传统又为北魏王朝所沿袭，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以汉人“四姓”与鲜卑“勋臣八姓”的对举。
《通鉴》所称孝文帝纳五姓之女以充后宫之事，无一例外地在《魏书》诸传中得到了印证，这至少说明《通鉴》所述历史事实是清晰准确的。《通鉴》的“四姓说”在北朝史传中虽亦无明文，但仍有个别痕迹可寻。据《朝野佥载》卷一：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迄，故今谓之“驼李”焉。
这里的四姓，很明显不是指柳芳所说的“四姓”，否则以当时陇西李氏的政治权势和社会声望断无“恐不入”的道理，因而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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