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

从李冲担任廷尉卿的短暂时间推断，孝文帝为诸王娉高门女一事，当发生在太和十七年“改降五等”前后，这说明早在迁都洛阳之前，“四姓”作为北方一流高门大姓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孝文帝汉文化修养之高，连南朝史家也无法否认[14]。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左右近臣又多文儒之士，奏疏中曾多次援引马后、阴后之典[15]。北魏“四姓”与东汉的“四姓小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地方大族，同以后族称“四姓”，同是累世贵显，同与王室累世联姻。这究竟是无意的巧合，还是“参稽古式”的结果，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那么，陇西李氏是否列于“四姓”之中呢？从历史的传统看，尽管“四姓”这一概念一直指称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但数目并不一定以“四”为限。东汉四姓小侯之制并不限于樊、阴、郭、马四个家族，如秦彭于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侯”[16]，桓帝建和二年“赐四姓及梁、邓小侯各有差”[17]，似乎所有的外戚家族都可以援此制获得特殊的礼遇。魏晋时期，以“四姓”相称的地方大族也不尽是“四”族。《华阳国志·蜀志》：

　　德阳县：康、古、袁氏为四姓。
　　成都县：四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

《华阳国志·南中志》：

　　（诸葛亮南征，平南中四郡）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

前引诸例，或多于四，或少于四，但都被称为“四姓”，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是“大姓”之意。
　　陇西李氏本属关中大族，自李宝之世才东迁入魏，其门第渊源和家世背景与崔、卢、郑、王等中原大姓有一定差别。与后者相比，陇西李氏缺乏显赫的魏晋“世资”，但当朝的仕途官宦又较崔、卢、郑、王为优。为弥补自身在门第上的缺陷，李冲等人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与中原大族结成了广泛的婚姻关系。
　　“驼李”的传说暗示出陇西李氏最初未能入选“四姓”，同时也反映了陇西李氏对“四姓”地位的渴求之态。不久之后，在李冲的苦心经营之下，孝文帝“亦纳其女为夫人”，使这一家族最终进入了“四姓”的行列。或许正是基于这番周折，《通鉴》记载中把陇西李氏单独排列于崔、卢、郑、王之后，并特别强调其结姻帝室的原因是“当朝贵重”和“所结姻连，莫非清望”。
　　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如果承认陇西李氏在“四姓”之中，那么赵郡李氏以及博陵崔氏是否也在这一行列中呢？唐代禁婚诏中，把这两个家族与上述“五姓”同列于“七姓”当中，唐人中也有以太和中“七姓”为中原首望的说法。《新唐书·李义府传》：

　　后魏太和中，定姓族七望，子孙迭为婚姻。

这种说法似乎与《通鉴》中“世言高华者，以五姓（此处当指五姓七望）为首”的记载相吻合，这样一来，太和“四姓”的实际内涵就变为“七姓”了。
　　稽诸史传，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两个家族与“四姓”问题都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魏书·崔挺传》：

　　尚书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为嫔。

《通鉴》“四姓”文后，以赵郡李氏“人物尤多”，与崔、卢、郑、王并称“五姓”。但孝文纳崔挺女一事不载于《通鉴》，而史集中亦不见孝文纳赵李之女，当不是编排失次的缘故。在唐代的禁婚诏中，其他五姓的始祖都只追溯到北魏，而这两姓却一直追溯到前燕的崔懿和西晋的李楷，其中亦有原委。
　　如果仅以家族在北魏的官宦和宗族势力而论，两家与“四姓”的差距不大；但其历史渊源，特别是家族在魏晋时期的显赫程度，较之崔、卢、郑、王四家则等而下之，因而在士人的观念中有“博崔赵李”的贬称。北魏铨定汉人门第的过程中，“汉魏旧籍”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按照这一标准，博崔、赵李最初很有可能不在四姓之内。《魏书·高阳王雍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