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妃：嫁荥阳郑道昭
　　伸王：嫁荥阳郑洪建
　　令妃：嫁范阳卢道裕
　　媛华：嫁彭城王元勰
　　稚妃：嫁清河崔勖
　　稚华：嫁元季海

由此可证，《通鉴》中李冲“所结姻连，莫非清望”一语，并非虚言。
　　终孝文帝一朝，李冲始终居阿衡之位，受委寄之任，“显贵门族，务益六亲”，“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授官次”[28]。在北魏确定姓族的过程中，李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魏书·宋弁传》：

　　孝文帝北都之选，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恨冲而与李彪交结。

有所“抑”必然要有所“扬”，在李冲的积极参与和谋划下，崔、卢、郑、王四家，得以与王室缔姻，成为后族，而陇西李氏由于这种特殊关系，亦得以结姻帝室，成为与“四姓”并称的“五姓”。
　　北魏“四姓”是否象东汉“四姓小侯”那样，在礼遇、官爵等方面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史无明文。但从当时的记载看，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仍有迹可寻：
　　“四姓”取得了与鲜卑王室联姻的法定优先权。《魏书·咸阳王禧传》：

　　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

这里的“八族”，即指鲜卑“勋臣八姓”，而“清修之门”，则多半可能专指汉人“五姓”。同传载孝文帝诏，令诸弟将已娶的鲜卑正妃降为侧室，钦定长弟咸阳王禧娶陇西李辅之女，次弟河南王干娶代郡穆明乐之女，广陵王羽娶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娶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娶陇西李冲女，北海王祥娶荥阳郑懿女。六妃之中除穆氏出自“勋臣八姓”外，其余全部出自汉人“五姓”之中。另据《魏书·孝明皇后传》：

　　（胡）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但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

帝王纳“五姓”之女，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典制，后妃若不出自“五姓”或“八族”，便会被认为有违旧制而竟起诉讼。另一方面，五姓高门尚鲜卑公主者也大有人在，仅范阳卢氏就有“一门三主”之称：卢道裕尚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义阳公主[29]。
　　“四姓”的主要成员在孝文帝一朝多得到特殊的优宠和拔擢，子弟也获得了优越的入仕条件，政治权势急剧膨胀。孝文帝纳崔休之妹为嫔，以休为尚书主宾郎，转通直正员郎，兼给事黄门郎，“常参高祖侍，礼遇次于宋（弁）、郭（祚）之辈”，后历尚书左丞，“及为尚书，子仲文纳丞相（元）雍二女，女妻领军元叉长庶子秘书郎稚舒，挟恃二家，志气微改，内有自得之志，外则陵轹同列。”
　　范阳卢敏在太和初早卒，其兄渊、弟昶、尚之并显达于孝文之世，或入参机事，或出历方伯之任。卢敏之子义僖，“少为仆射李冲所叹美，起家秘书郎”，其他子弟也多以尚主得显。
　　荥阳郑羲之女被纳为嫔后，郑羲被征为秘书监，其子郑懿“解褐中散、尚书郎”，郑羲五兄“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
　　太原王琼本人虽口碑不佳而“多年沉滞”，其四子也在宣武帝时翩然登朝，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长子王遵业领黄门郎，号为“小宰相”。
　　终北魏一朝，五姓家族中“以外戚”、“以舅氏”超授、超赠官爵者史不绝书书[30]。
　　总之，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契机，一个以北魏皇室为轴心，以等级婚姻为纽带，包括鲜卑“勋臣八姓”和汉人后族“四姓”在内的上层统治核心开始逐步确立。北魏后期，五姓和皇室之间、五姓各家族之间，一直维持着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婚姻集团，“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   族”[31]。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与崔卢二姓有婚姻关系的百余人中，五姓高门占三分之一，宗室和鲜卑勋贵占五分之一强。如以太和改制为断，这一比例则更高[32]。五姓家族的主要成员多凭门第直接出仕为中央官吏，其他成员则多由宗室诸王的僚属入仕。
　　北魏政治以皇权统治为特征，突出表现为宗室权重。五姓家族与王室这种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在出仕、升迁等方面比其他汉族士人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又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介入王朝上层决策，能够在惨烈的政治倾轧中相互援引提携，保持其权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深刻影响了北魏政治。《魏书·李宝附李瑾传》：

　　（孝明帝时，李谨）与给事黄门郎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领仪注，临淮王谓瑾等曰：“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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