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氏轻微”的状况，建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忠孝礼义”的统治秩序，最为简捷的途径无过于以联姻为手段，把汉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纳入鲜卑贵族的婚姻圈中，既提高了皇室在汉族士人中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了统治基础，又在官爵之外使代人与汉人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门阀序列。在这方面，东汉的“四姓”之制是最恰当不过的“先朝典制”。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测：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品评门第的习惯和传统，而确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
那么，为什么选择崔、卢、郑、王为四姓，而不是其他高门大族呢?是否缘于这四姓是当时北方汉人中无可争议的首席高门呢?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这四个家族在太和初年的实际状况。
范阳卢氏：北魏神四年(公元431年)征召士人，以卢玄为中原首望，但在卢敏之前二世，其祖卢玄位宁远将军，兼散骑常侍，其父卢度世终于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官位并不显达。魏收有感于此，论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世，世为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记。”[20]
清河崔氏：在太武一朝曾显赫一时，自诩为北方第一高门。但得入“四姓”的崔宗伯却出自清河崔氏的另一族系崔逞。这一家族在北朝的际遇十分坎坷，崔逞因答书忤旨被太武帝所杀，数十年后，其孙崔睿又以“交通外境”被诛，“历三世积五十年，而在北一门尽矣”[21] 。崔宗伯作为崔逞在南朝的后裔，约在献文帝末才重新入魏，至其孙崔休，仍是孤贫之身，靠尚书王嶷的货财之赡得以维持生计。
荥阳郑氏：除八代祖浑为曹魏将作大将，曾祖豁为后燕太常卿外，入魏后竟无人物出仕，亦未见于高允的《征士颂》。郑羲太和初任中山王睿傅，“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22]。
太原王氏：在魏晋间是北方首屈一指的名族，自永嘉南渡后，已完全脱离了在北方的基业。北朝的太原王氏从始族王慧龙归魏开始，其士族身份就一直为北方士人所怀疑，或以其非太原王氏，或以其鄙出。至魏收作史，虽盛赞王慧龙之功德，却不得不在其郡望前加上“自云”二字。从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人物单鲜，而王琼本人的贪卑、矫饰之行，更为当朝士人所不耻，位望俱损[23]。
北方士人并不像东晋南朝那样，较为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24]，而上述四姓与其他高门大族相较，并无绝对的优势可言。如果说崔卢两姓虽个人官位不达，整个家族还维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郑王两家的政治权势和家族声望则更等而下之。至少在太和年间，崔、卢、郑、王作为北魏绝对一流高门的条件并不俱备。那么，这四个家族是根据什么标准，出于什么原因被列为“四姓”，成为外戚显贵的呢？
如前所述，在北魏确定汉人姓族的标准中，“魏晋旧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若以魏晋“世资”而论，清河崔氏中的崔琰、崔悦，范阳卢氏中的卢植、卢钦、卢谌，荥阳郑氏中的郑太、郑浑，以及太原王氏中的王沉、王濬，都是这一时期身居高位的名臣。但是，仅凭“冢中枯骨”的余烈尚不足以决定家族在北魏的门第，同属“汉魏旧门”，与上述各家“世资”相埒的京兆杜氏、太原郭氏和弘农杨氏等家族，在北魏便没有进入“四姓”之列。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北魏首屈一指的最高门第，除“魏晋旧籍”的因素外，其自身的当朝官爵和政治权势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当朝权势最为突出的反映即是他们与陇西李氏通过婚姻关系所结成的政治联盟。
李冲所出的陇西李氏并非魏晋旧门，只是由于李冲的宠遇，才成为“当世盛门”，这一点已为唐长孺先生所确证[25]。李冲得幸之后为跻身于旧门之列，以联姻、举荐等手段，积极交结、笼络旧族，其主要对象便是崔、卢、郑、王四个家族。《魏书·卢玄附卢渊传》：
（卢渊）与仆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渊门风，而渊祗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渊荷高祖意遇，颇亦由冲（卢渊乃卢敏之兄）。
《魏书·郑羲传》：
及李冲贵宠，与羲姻好，乃就家征为中书令……（为官多所受纳）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
《魏书·郭祚传》：
初，高祖之置中正，从容谓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应推王琼也。”祚退谓密友曰：“琼真伪今尚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
李冲吹嘘王琼门第，事出有因，据北魏《李蕤墓志》，从王慧龙之世开始，太原王氏与陇西李氏就存在着累世姻亲的关系[26]。至于清河崔氏，史传中虽找不到李冲与崔宗伯及其子崔休交结的直接例证，但李冲与清河崔氏中与崔宗伯一支血缘极近，同时由南入北的崔光、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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