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战争，虽然冲击了大小庄主，暂时缓和了土地兼并，但李唐王朝，仍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唐政府的总政策始终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在唐政府中占优势的始终是贵族、官僚、新发展起来的地主。例如与唐高祖谋划太原反隋的裴寂，原晋阳宫副监，资助李氏反隋，成功后任宰相，赐田千顷。徐绩是“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的大地主，投降唐政府以后，赐田五十顷，甲一区，赐实封九百户，仍然是大地主，并兼大官僚。关中大姓于志宁，系北周大贵族于谨曾孙，隋封燕国公，唐初宰相。他对唐太宗说：“臣家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类似事例甚多，姑不一一列举。

    唐朝对私产也加以保护。武德元年七月，颁布了《隋代公卿不予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正式宣布：“其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身住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7] 已经抄没者，要立即归还。例如宰相莦瑀，其“关内产业并先给勋人，至是特还其田宅。”[8]（卷63，莦瑀传）唐初地主田庄， 就是在政府保护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地主田庄扩大的另一途径是侵占兼并，早在唐初就出现土地兼并，如河东区的泽州，土地肥沃，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兼并境内膏腴田数十顷。[8]（卷58，长孙顺德传）在洛州，“豪富之室，皆笈外占田”。[8]（卷185上，贾敦颐传）土地兼并扩充地主庄田，必然破坏均田制度，使农民分不到土地，或者分田很少，影响政府租调收入，因此朝廷多次下令禁止，但收效甚微。高武以后，土地兼并日益激化。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8]（卷183，太平公主传）大商人邹风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9]（卷495，邹风炽）

    开元年间，商品经济和商业进一步发展，《通典》第七卷写道：“东至宋*[氵+卡]，西至歧州，夹路，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开元年间商业已相当发达，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贵族大官僚纷纷扩大自己庄田，宰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8]（卷106，李林甫传）工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多田翁。”[8]（卷139，卢从愿传）京兆尹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及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8]（卷187，李憕传）上述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很多官僚都兼并民田。工部尚书张嘉贞说：“此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8]（卷99，张嘉贞传）至于豪强和商人，也是大量侵占良田。如河南土豪屈突仲任，“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9]（卷100，屈突仲任）玄宗末年，相州王叟，“富于财，积粟近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9]（卷165，王叟）

    地主、官僚、商人兼并土地手段，一是利用政治权势掠夺或抑买百姓良田、住宅，杨贵妃兄弟姐妹在长安内外的肥田美宅，就是依靠特权兼并的，并非用金银价购买而来。此外，唐朝中叶以后，出现一些“寄庄户”，就是封建官僚在任所侵占的土地。《北梦琐言》载：“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土庄产，子孙侨寓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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