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三年正月”下杜佑注稱“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按，單于既是參加正月朔日朝會，則三年正月遣韓昌迎單于，與下文“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時序不合。《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載：“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本卷下文“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文例同此。當從《漢書》斷句，本條“願朝”下應去句號，“正月”下逗號應作句號。又“所過”，《漢書》作“過所”，此存疑。

卷一九五《北狄》二“匈奴”下（5335）

　　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載：“元帝初即位……邪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通典》本文刪節《漢書》而成。“明年”者，是指韓昌等人出使匈奴的時間，並非“明年，呼韓邪強盛”，杜佑刪略原文時誤留“明年”，致文義失當。又“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通典》刪節作“”北庭人衆稍稍歸之“，亦嫌不妥。

卷一九五《北狄》二“匈奴”下（5344）

　　莽遣歙、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

“黃金被繒帛”，《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被”上有“衣”字，《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一正作“黃金、衣被、繒帛”，《通典》奪“衣”字。

卷一九五《北狄》二“匈奴”下（5344）

　　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歸”字從下文，疑點校本斷句誤。

卷一九五《北狄》二“南匈奴”（5353）

　　桓帝建和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至延熹九年，諸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悉降。

　　《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至永壽元年……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亦稱：“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資治通鑑》卷五四亦繋張奐擊南單于諸部事於延熹元年下。《通典》“九年”當爲“元年”之誤。又，點校本“校勘記”稱：“桓帝建和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至延熹九年諸部並叛，原訛作‘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諸部並叛’，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二改補。按，伊陵尸逐就單于立，與諸部並叛，兩事相距十三年，不得混書。”“校勘記”指出《通典》二事並書，是；但以諸部叛在延熹九年，則從《寰宇記》誤。又，自建和元年至元熹九年爲十九年，非十三年。

卷一九六《北狄》三“烏桓”（5366）

　　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

　　《三國志》卷三○《魏書·烏丸傳》裴注引《魏書》稱：“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糱。米常仰中國。”《通典》後“麴”字當爲衍文，“而不知作麴”下應施句號。《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二正作“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米常仰中國”。

卷一九六《北狄》三“軻比能”（5371）

　　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眾多於比能也。

據標點，則素利等三人爲軻比能之弟。但何以同爲兄弟，而素利等“其種衆多於比能”，殊不可解。據《三國志》卷三○《魏書·鮮卑傳》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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